当天晚上，周春发一家都没回来。周家晚饭的气愤沉闷压抑，还带着一种诡异的小心翼翼，看来大家都觉得今天的事儿跟黄大仙儿有关。
这正是周晚晚想达到的目的，周家人相信了这一切都是黄大仙儿所为，那她以后做什么都有了掩护，而且，她也是想在周家人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恶事做多了小心报应。
周晚晚没指望这件事能震慑住周家人，让他们以后行事有所顾忌。她只是想让这些人在以后遭到她报复的时候不但要承受生理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境，还要再承担一份心理上的恐惧。
睡觉的时候，周阳跟周晨讨论，“这真能是黄大仙儿显灵？那找四丫干啥？她还是个孩子，懂啥？”
“报应这东西，谁知道呢！指不定就报到家里哪个人身上去了。”周晨把妹妹搂紧，这一下午他就没撒过手，“反正咱不怕，咱不做亏心事，也不在谁心尖儿上，咋也找不上咱仨。”
“嗯！”周阳很同意，隔了好一会儿，周晚晚以为他都睡着了，他又很低地说了一句：“要是有报应，那个举报咱妈的，也该糟报应。”
周晨没说话，呼吸却停顿了一下。兄弟俩都不说话了，周晚晚却知道，他们好半天都没睡着。
关于母亲的事，前世今生周晚晚了解的都不多。前世，家里人莫讳如深，大哥也很少对她说。今生，周晚晚也是从兄弟俩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些当年的情况。
那时候周晚晚才三个月，母亲的奶水还没完全枯竭，每天还是能让她吃几口的。所以，虽然母亲出月子就下地干活了，却不肯给她断奶，每天都趁着生产队中午午休那一会儿跑回来给她喂奶。好在队长对几个奶孩子的母亲还是宽厚的，回来迟那么一小会儿从来不追究，队里的人也都是一起干活好多年的乡亲，这点小事谁也不会有啥看法。
直到县里的工作组下乡蹲点，来到二道坎大队。这次的工作组据说有上面派来的代表，很是严格，在其他几个大队都抓了破坏一大二公的典型，要集中在乡里的大会上批判。
本来这也跟李秀华没什么关系，老队长早就打好招呼了，几个妇女这几天也不敢回去给孩子喂奶了，怎么也得忍到工作组走。可是，就在队里给几个哺乳期的妇女发了白面的第二天，李秀华被举报了。说她逃避劳动，人家干活，她回家喂孩子，是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带坏了建设人民公社的风气，破坏了一大二公。
工作组下来调查，没人知道到底找了谁了解情况，只知道李秀华被带走了，隔天就在乡里的大会上被批斗。老队长去求了情，才以劳代罚，被送去挖三天树坑才能放回来。可是，这一去，李秀华却永远也没能回来。
周晚晚也一直想知道，到底谁对母亲有那么大的恨意，要这样背后捅她一刀。前世今生，除了周老太太，大家对母亲的风评都极好，心灵手巧，善良勤快。可周老太太那么爱面子，应该不会自己往周家人脸上抹黑。她要是对李秀华又不满，完全可以在家里用婆婆的身份压制她，哪里需要借工作组的手呢。
而且周老太太连大门都不肯轻易迈出去，她是不会有胆子去工作组举报的，而且李秀华被批斗，不但会带坏了周家的名声，更得少挣不少工分。
那么，是谁举报了母亲呢？周晚晚也和两个哥哥一样迷惑不解。
第二天，周玲回来了。她突如其来地昏迷，又毫无征兆地苏醒，其诡异程度连卫生所的大夫都觉得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来第一件事，周老太太和王凤英就带她去黄大仙儿牌位前磕头，几个人在仓房拜完了黄大仙儿拜祖宗牌位，忙了小半个上午。
再出来，周玲也没心情找周晚晚麻烦了，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脸上的红痕上了。医生也看不出来那是怎么了，看她不疼不痒的，就让她回家观察两天吧。最后，崔大夫在王凤英的强烈要求下，给开了一瓶紫药水。
周晚晚看着周玲脸上涂了紫药水后紫黑色的几块，硬憋着才没笑出来，她想起了钱燕的脚，这紫药水还真是万能，包治百病！
周玲没事了，周家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步调。至于她脸上的红痕，现在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谁都以为过两天就消了，不是抹了药嘛。
随着天气转暖，又下了几场春雨，眼看黄豆、谷子、糜子都下了地，有了这几场春雨，出苗是能保证了，在干旱中几乎绝望了的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希望，村里因为饥饿而搁置的很多事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最先被重视起来的就是学校。
村小学已经停课一年多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李老师是公办教师，其它老师都是从二道坎大队下属的八个生产队推荐上来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拿得是乡里给开的工资，还算农村户口。大灾以后就都拿不到工资了，学生也饿得路都走不动，哪还能上课。乡里做决定，全乡的小学都暂时停课了。这一停，就停了一年多。
现在终于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了，虽然还是一样物资紧缺，但乡里拼拼凑凑，还是给民办教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学校总算能复课了。
小学生一年学费六块，这对当时的农村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加上一支铅笔二分钱，一个练习本五分钱，一个孩子上一年学总得差不多七、八块钱。
拿最正常的年景来说，一个挣一等工分的劳动力，全年不耽误一天工，能挣三千左右个工分。灾前，二道坎大队每个工分两分钱左右，也就是能拿到六十块钱左右。
按每人每天八两粮食算，一年能分三百斤左右的粮食。生产队分的都是带壳的粗粮，一般都算八分钱左右一斤，一个人一年的粮食钱就得二十三、四块钱。
如果一对夫妻带三个孩子，在这个时候，这还算孩子少的人家。当然，很多人家孩子多，但大孩子陆续能干活挣工分，也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
一对夫妻，一年的总收入才一百一十元，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钱就得一百二十块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可能要欠生产队的钱才能领够一年的粮食，哪里还能拿七、八元钱给孩子上学呢。
所以，就二道坎大队来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周晚晚估计，这个时候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当然，这个算法也不是绝对，有可能年景好，生产队多收了一些粮食，一个工分就能多算几分钱。但是也有可能年景不好，粮食根本就不够分，别说钱，一家子一年分到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剩下那半年的亏空就得拿野菜、地瓜、土豆这些东西填补，更不用想上学的事了。
周家的情况在三家屯甚至整个二道坎大队都算不错的。周家劳动力多，拿受灾前的1957年来说，周家三代十一个劳动力，四个儿子和周富挣一等工分，周老头、三个媳妇和周平、周娟挣二等工分，周家那一年的收入有五百九十多块，除去一家十八口加上周红香母子四口总共二十二口人的口粮钱五百一十四元，周家还能从队里领回七十多元钱。虽然这七十多元钱里包括了周家十八口人全年的衣裳鞋袜、油盐酱醋、人情来往、生病医药、儿女亲事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但是比起那些领了口粮还欠队里钱的人家是要好多了。
当然，这是按好年景来算的，曾经有两三年，生产队没钱可发，挣了工分也白挣，那也只能挺着，熬着，祈祷明年能有个好年景了。
虽然这样好好坏坏地熬着，周家还是能供得起孩子上学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周娟、周富、周平这几个大的在上学的年纪还是战乱，就没办法了。到了周军该上学的时候，被王凤英拿大柳条子追着满屯子跑他也不肯去上学，最后没办法只能罢休。
周阳从小就爱干活，而且特别会干活，所以周老太太压根儿就没想过让他上学，一个注定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上学浪费那个钱干啥？可李秀华不这么想，她还是顶着周老太太的咒骂送周阳上学了。周老太太不给拿学费她就去求老队长，让他给开证明，先欠着，等到秋队里发钱了再给。这时候有一些人家实在是没钱给孩子交学费，就是这么干的。到生产队发钱的时候，孩子的学费是直接从队里拿给学校的，想赖账都不行。